他的精神之旅

本不知道，原来奥巴马也写了自传。昨日老段发来的邮件，给了我这篇文章。

文字是最新出的奥巴马的自传中节选的精彩部分，讲述了他的心灵发现，他对信仰的认识。相对众人的分析和评论，奥巴马自己的文字应该是读者了解他最好的渠道。（文章比较长，各位看官多担待。^^）

2000年竞选参议员赢得民主党提名之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一位医生的来信，信上是这么说的：“祝贺你在竞选中获得压倒性漂亮的胜利，我很高兴自己投了你一票，同时我也严肃地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参加大选，我还会考虑再投你一票，现在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的一些忧虑，这些忧虑最终有可能使我不再继续支持你。”

医生描述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信仰让他坚决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但是信仰也使他怀疑全球自由市场的意义和以鲁莽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为典型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医生说他有可能不再继续支持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关于堕胎的立场或是其他，而是出现在我的竞选网站（2000年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上的一句话，上面写着：“我将为妇女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与那些右翼空想家坚决对抗。”

医生在信里继续写道：“无论你相信什么，如果你认为那些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右翼空想家，被保守欲念驱使去折磨已经饱受身心受伤的女性，那么你的判断并不公平。现在我不会问你是否支持堕胎，我只希望你能以公平的言辞谈论这个话题。”

我马上上我的竞选网站查看，果然发现了那些令人不快的言词，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的话，而是我的助手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粘贴上去的，为的是总结我支持堕胎的立场。在民主党政治的泡沫中，类似事情司空见惯，好像总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循环发生。也就是说任何政策观点都要坚决极端，任何的模棱两可都将成为对手的把柄，都在暗示着某种弱点。但是手中拿着那位医生的来信时，我感觉到巨大的耻辱，是的，我必须向自己承认，对于很多在反堕胎运动中付出努力的人，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感动。有些人采取的是残酷的手段，他们在医院门口围堵准备做手术的孕妇，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经常出现在我的竞选集会上的反堕胎人士。我熟悉的那些人总是在沉默中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会在医院周围彻夜点蜡烛守夜，他们会诚恳地为某一个孕妇专门举行集会，他们保护自己的盾牌无非是手写的标语和横幅而已。他们不会叫喊，也不会阻碍他人行事，可是就这样他们已经让我的助手失去理智———只要一看到有这样的集会，我前面的车队马上亮起红灯，助手会建议我从后门溜进去以避免正面冲突。

“我不要从后门进去，”我对开车的助手说：“告诉他们我还是要从前门进去。”

我们在图书馆的停车场上停下，看到那群抗议的人群沿着篱笆边站着，有几个年老的妇女，还有4人好像是一家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我走过去自我介绍，那个男子犹豫中与我握手并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穿着牛仔裤和纯色衬衫，戴着棒球帽。他的妻子也和我握手，老人们都和我保持着距离，两个孩子，大约是9、 10岁的样子，则瞪着我看，眼睛里全是好奇。

我说：“你们要不要进来？”

男人递给我一个小册子，同时对我说：“奥巴马先生，我希望你知道对于你的政策，有很多我们很赞同。”

“非常感谢！”

“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有自己的家庭。”

“没错。”

“如此你怎么能支持谋杀胎儿呢？”

我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并不同意。我解释说，我相信只有极少数发现自己怀孕的妇女会考虑要堕胎，而所有这些经历思想挣扎的孕妇都承受着沉重的道德压力，最终做出决定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担心如果法律正式禁止堕胎，她们会选择非安全的堕胎方式，就像以前那样，我认为无论是否支持堕胎，两种意见的人应该首先合作努力，减少从一开始就产生堕胎想法的孕妇的数量。

男子很有礼貌地听完我说的一切，然后翻开小册子，指给我看里面的统计数据，那些每年因堕胎流失的生命，在他看来是一种“牺牲”。几分钟后我解释说自己必须进去和支持者见面，我再次邀请他们进来，那男子再次拒绝了。在我转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我大声喊道：“我会为你祈祷，祈祷你的心意会改变。”

那一天，我的心意并没有改变，直到现在我的心意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在我给那位医生回信的时候，我心里清楚想起了那一家人。第二天我修改了在网站上的言论，用简单但是明确的表述说明我支持堕胎的立场，同时在那个晚上，我在祈祷词里对自己说：“但愿我能将这位医生传递给我的好意传递给更多人。”

美国人民是具有高度信仰的人群，这是一个真理。从最近的一次调查能看出，95%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超过2/3的人每星期固定去教堂，37%的人称自己是坚定的基督徒，相信天使存在的人比相信进化论的人多得多。信仰不仅仅局限在举行崇拜的地方，那些描述最后审判日的书籍轻易能销出数百万册，圣诞音乐能登上音乐排行榜前端，新建的巨大的教堂似乎随处可见，这些教堂拥有更多样化的功能，从幼儿园到瑜伽训练班。我们的总统经常在公开场合说信仰如何改变他的心灵，橄榄球运动员在每次进球之后都以手指指向天空，那是感谢上帝的意思，好像上帝正坐在星座之间观看比赛。

今天白人新福音教派基督徒还有一部分传统天主教徒构成共和党的主体部分，他们也是共和党的灵魂、最重要的草根基础。但是这群人接受信息或者被观念驱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一系列的教堂讲坛以及某些媒体，新科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堕胎的合法性，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在学校是否要有祈祷仪式、安乐死的合法性，法院的墙壁上是否应该悬挂《圣经》中的十戒以及最高法院的组成人选等。区分这群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标准不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是他居住在所谓的“红色州”还是所谓的“蓝色州”，而是此人是否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与此同时，民主党人现在正在努力“习惯信仰”，而现在我们政党的中心组成力量或者定位还不太清楚，因为民主党人心中存在某种恐惧，如果没有坚定的强大信仰，在这个基督教国家将不会有太多的发言机会以及自己的生活选择。

对于这种潮流的解释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新福音教派在传播宗教时的卓然成效以及他们的宗教领袖具有超然个人魅力。教派的成功同时也说明市场对于“被推销的商品”的渴求，这是一种超越任何具体理由或者原因的渴求。每一天，数以亿计的美国人似乎都是这样生活的，早晨忙碌起来之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开车到办公室，要么飞行到其他国家或者城市参加商务会议，要么在建筑物里度过一天主要时间，然后是在购物中心买东西，努力坚持着自己的减肥餐，一切过后总觉得自己好像丢失了什么。他们发现工作、娱乐和拥有的财产还不够，他们希望为这一切找到一种目的感，一种讲述生命方式的独特语言，一种能够消除长时间孤独感，彻底将他们从筋疲力尽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他们希望知道，处在这个凡俗世界之外还有人在爱护他们，关心他们的感受，倾听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一切的辛苦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在一条通往虚无的高速公路上奔跑。

如果说我对于这种寻找深切的信仰力量的过程有一点感悟，那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

我不是在宗教家庭里长大的，祖父母从堪萨斯州搬家到夏威夷，尽管小的时候也去过教会，但是宗教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主要的部分，更不曾在他们的心灵里生根。我母亲小的时候是个非常敏感、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她辗转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的小镇上长大，经常搬迁使她更加害羞敏感，对周围的事情充满怀疑。小时候在她记忆中的基督徒传教士没有一个给她留下良好印象，有的时候为了我的原因，她会回忆小时候看见的那些伪装虔诚的牧师，她说这些人残忍地将世界上2/3的人划为异教徒，认为这些人应该永生生活在地狱里，另一方面他们又宣称地球和一切事物是在7天之内造成的，可是这个说法，和我母亲理解到的简单的科学常识完全相悖。她记得那些在教堂里工作的女人，虽然看上去很高贵圣洁，可是对于不符合她们要求的人总是很刻薄，另外她们私底下总是隐藏着肮脏的小秘密。教会的牧师时不时会说出非常极端的言论，同时对待在教堂工作的工人异常刻薄。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表面上披着虔诚、纯洁的斗篷，掩盖的却是压迫和虚伪。

这并不是说我的母亲没有给我任何宗教启蒙，对她而言，了解世界上各种伟大宗教的优点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在家里的书架上，不仅有《圣经》、《可兰经》、《博伽梵歌》，还有古希腊神话和非洲北部的古代神话。在复活节或者圣诞节，她会带我去教堂，但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她也会带我到寺庙，她让我认识了各种宗教但是我并不认为其中有一种能成为我终身的心灵依靠，激励我持续不断进行内心反省，自我鞭笞。母亲告诉我，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述方式，却不是人类文化的源泉，是文化反映的一种方式，尽管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这种方式让人们努力去了解未知的东西，这种未知当然包括我们的内心深处。

总体来说，我母亲用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待宗教，她觉得宗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也必须保持距离，除了母亲之外在我小时候没有人能对此给出更多解释或者另外一种启发，父亲对于童年的我完全不存在，他在我2岁的时候就和母亲离婚了。父亲成长的背景虽然是阿拉伯人，但是他在遇到母亲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认为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迷信。尽管观点是这样的世俗，但是母亲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具有最明澈灵魂的人，她有着一种对爱、仁慈和善良永不迷失的直觉，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她在努力实践着这种直觉，有些时候甚至不惜伤害自己。没有宗教课本也没有外界组织的帮助，她努力灌输给我的价值观是很多美国孩子在教会的主日学上学到的：诚实、同情心、纪律、感恩和努力工作。她憎恨贫穷和不公，告诉我应该努力与两者对抗。

最重要的是，我的母亲有一颗持续敬畏的心，她敬畏生命以及生命短暂而珍贵的本质，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这种敬畏就是一种虔诚。小时候她经常在半夜将我叫醒，让我看天上尤其漂亮的一轮满月；也经常漫步在月光中，她捂住我的双眼让我聆听树叶的沙沙声；她喜欢所有的孩子，总是将他们抱在膝盖上，摩挲他们的头，或者是摊开他们的小手掌，看那皮肤、骨骼、筋腱和纹路构成的神秘，一旦她在这种神秘中发现了什么，就会欢呼起来。在任何地方她都能体会生命的奥秘，同时享受着心灵对这些奥秘的体验。当然这是在我长大以后，当我仔细回想才明白母亲引导我的是怎样的一条精神之路。在这条路上她努力塑造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后来我学习了政治学、哲学后才领悟到的，那就是有两种东西能帮助建立一个群体，并在这个群体中实现普遍公平，这两种东西就是语言或者系统。就是为了寻找在实际中实践这种价值观的机会，在从西方学院毕业后，我选择接受了由芝加哥的一些教会提供的“社区组织者”的工作，这份工作主要目的是帮助无家可归者、失业的人和那些心中遗失希望的人。

在这3年的时间里，通过和牧师以及教会外的热心人的合作，我下定决心今后我要过公众生活，也就是要成为社会活动家或者政治家，但是这3年的工作也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我母亲曾经面对的困境：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团体能分享一种共同的传统，也找不到一个团体能根植我心里最深处的信念，或者说是信仰。和我一起工作的基督徒认为我也算是一分子，因为我知道《圣经》的内容，我认同他们坚持的价值观，也和他们一起唱赞美诗，但是他们也从我身上感觉到一种疏离感，无论我工作多么认真，内心多么激奋，在我身上始终有一种东西是遥远的，是脱离的，使我看上去更像一个旁观者。我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能专一地忠诚于一个团队，如果不能把自己的信仰种植到一个信仰团队里，我永远都是游离的。这种游离使得我可以享有一种自由，那是我的母亲终身拥有的自由；但是我也必将面对一份孤独，那同样是母亲终身难以摆脱的孤独。

传统的黑人教会有一种特质和力量，这种特质最终帮助我摆脱心里最后一丝怀疑，勇敢地选择并拥抱基督教作为我心灵的栖木，对于这个，我永生感觉安慰。

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被黑人教会的力量吸引，那是因为黑人的传统信仰一直和搅动着的社会变化分不开。出于需要，黑人教会对信徒的生活全部给予帮助；出于需要，黑人教会不可能奢侈地将个人救赎和集体救赎区分开；出于需要，黑人教会不仅是一个黑人社区的精神中枢，还是政治、经济、社交的中心。黑人教会能以最直接的方式理解《圣经》里所说的：“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寒冷的人衣服，挑战权贵和地主。”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看到信仰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不只给予软弱的人力量，给处在死亡边缘的人安慰而已，宗教是一种动力，能让世界心脏跳动起来的动力。

在黑人教会的斗争历史中，我还体验到第二个启示，那就是：信仰并不意味着你相信上帝后就没有任何怀疑，也不是要你推翻之前自己建立的所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那些电视上宣讲福音的新福音教派传播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很久很久，黑人教会的牧师已经在告诉信徒们，所有的基督徒，其中当然也包括神职人员，都会经历一般人会经历的相同的贪婪、仇恨、欲望和愤怒。但是唱赞美诗、还有所有的叫喊和眼泪都是一种释放方式，最终信仰成为疏导感情的渠道。在黑人教会，区分罪人和得救者的那条界线并不是死板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些来到教会的罪人和还没有来教会的罪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你来到教会仅仅是因为你属于这个世界。富有的人，穷人，罪人或者已经获得救赎的人，无论什么人都需要得到基督的拥抱，因为你身上有罪需要被洗净，因为你只是一个凡人，在这趟艰苦的旅程上需要有人做伴，跨越高峰和低谷，所有弯曲的道路也会变得简单。

就是这种全新的发现让我意识到，接受宗教并不是让我放弃怀疑精神，并不是要我放弃针对经济和社会不公的斗争，并不是让我从这个我认识并热爱的世界隐退，正因为这样终于有一天我走进基督教堂接受洗礼。这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上帝显现的一种方式，因为跪在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十字架下面，那一刻我清晰感觉到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将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意志下，并决定终身去追寻有关他的真理。

在参议院的环境中谈论信仰是不常见的事情，没有参议员会主动说明自己的信仰以及深度，在日常的辩论中我甚至很少听到上帝的名字。事实上，尽管参议院有传统的绅士风度，一旦在政治活动中牵涉到信仰，或者让上帝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一个角色，你都会成为众人嘲笑的把柄。2004年竞选连任参议员的时候，我的对手是共和党的前总统候选人阿兰·凯斯（AlanKeyes）。凯斯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大胆使用了新言论，在一次集会上对选民说：“上帝不会投票给奥巴马，因为奥巴马的行为方式并不是上帝赞许的行为方式。”凯斯的竞选并不顺利，他的竞选活动开始得相对晚一些，另外一直被资金不足困扰，但是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对手，尤其是他在形势需要的时候能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上，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个优秀的对手。但是我以为，就在他说出上面的言论之后，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紧闭嘴巴然后准备自己的就任演说。

可是随着竞选深入，我开始觉得不安，不仅是因为凯斯谈到了我的信仰，而是因为尽管我厌恶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事实上他对我的信仰的言论已经在一些基督教会里产生影响。他的基本观念是：美国的立国根本是上帝赋予的自由以及对于基督的信仰，但是自由派的党派近年来却劫持了美国政府，利用这个上帝赋予的政府实现物质主义的目标，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基本自由不断被蚕食，而人民一度尊重的传统价值观也在悄悄被改变。要挽救美国人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强调宗教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当然是上帝的重要性，让信仰重新成为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中心，让法律的制定也围绕信仰进行。换句话说，凯斯说明了目前这个国家对于信仰的基本态度———没有任何让步。他的这套言论滴水不漏，更何况凯斯先生还有卓越的演讲才能，以及对《圣经》非常熟悉，因此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尽管针对他的其他政策我能指出很多弱点给予还击，但是还是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

他会说：“奥巴马先生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是《圣经》所憎恶的。”

他会说：“奥巴马先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主张去摧毁神圣而纯净的生活。”

我能怎么回应呢？难道我能说《圣经》上说的是错的吗？我只能用自由派一贯的方式来回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应该将个人的信仰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我是在竞选代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而不是该州的教育部长等等。可是尽管我从容回答了，凯斯先生的指责还是触动了我的内心，我发现自己的怀疑观还是很强，当信仰掺进这些怀疑时，我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

从某个角度说，我和凯斯先生面对的困境反映了今天美国政坛自由派在面对宗教权利时的困局。自由派的观点一贯是要尊重他人的信仰权利，只要选择的信仰不会伤害到公众利益或者侵害其他人选择的权利，因此信仰只应该局限在个人认识的范畴。但是信仰永远不可能局限在个人，至少在美国有组织宗教就是公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和政治生活一样最重要的部分。心中有信仰的人觉得这是自己的义务，对所有遇到的人传播信仰，他们会觉得如果在秘密的地方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信仰传播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他们认为越是在公开的场合，越是多人参加，越能证明信仰的正确性和力量。

于是当这些被信仰驱动的人说自己要靠政治手段实现目标的时候，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就开始紧张了，这些在公共机构担任职务的民主党人，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在一般情况下尽量避免谈话内容涉及宗教信仰，担心不小心会惹怒别人，同时我们也坚称，无论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应该由宪法的基本精神来决定堕胎的合法性以及校园祈祷的必要性。这样的回应方式在应付像凯斯先生这样大度的对手时或许能奏效，但是长期来看，我必须承认，民主党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忽视了信仰在美国人民心里和生活中的地位。民主党也一直在回避一场严肃的辩论，关于如何将信仰整合到现代的、物质化的民主制度中。

在美国的具有坚定信仰的人群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主党人，但是当我们民主党人放弃信仰的途径———当我们无视有关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穆斯林或者好的犹太教徒的辩论的时候；当我们只是用负面的口吻去谈论信仰，比如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场合不应该进行宗教活动，而不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谈论，例如讨论信仰如何教我们个人对其他人应该负有的责任；当我们回避传播信仰的地方，或者在传播信仰的声音面前保持害羞的缄默，因为我们担心自己会被看作不受欢迎的人———在这些时候就会有别人前来填补我们留下的空白，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在我看来他们最有可能是那些没有信仰、却恶意地用信仰为党派之争辩护的人。

更深层次地说，民主党人害怕一提起信仰问题就会被人指责或暗示有“ 假信仰”的嫌疑，由此索性采取回避态度，这影响了我们有效传达道德范畴的政策。我们一贯轻视有关宗教内容的语言，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丧失了大部分美国人用来界定他们日常道德准则和社会公正标准的词汇群。想象一下林肯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没有“上帝的审判”这样的字句，或者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里没有“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这句话，他们依靠语言实现了原本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就是将整个国家和人民整合到一起，共同拥抱一个信念。当然，有组织宗教并不是对美德传播的垄断，你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依然向周围的人传递各种美德信息，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被别人抓住把柄，或者担心会招来口舌是非就放弃在宗教的词典里选择。

但是我们在道德阐述上的落后还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和修辞上，因为害怕 “布道者”的名声，我们在陈述很多最急迫的社会问题时也被扣分。这就是贫穷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以及众多优秀劳动力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只要有一个完美方案就能全部解决，这些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分歧和很多个人的麻木无情中———处在社会阶梯最上层的人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和财富，无论利用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只能在绝望中自我毁灭。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进步人士都在使用宗教术语，我只想说明，如果民主党中的进步人士能进一步甩掉头脑里的偏见，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在引导国家道德和物质方向上，能被宗教人士和没有信仰的人同时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将信仰严肃认真地考虑，不仅仅考虑堕胎和校园祷告，而是要将所有有信仰的人吸引进重新振兴美国的大计划里来。有些变化已经悄悄来临，一些超级大教堂的牧师，例如瑞克·沃伦牧师（RickWarren，美国南加州马鞍峰教会的创立牧师，该教会是美国最大型、最著名的教会之一）和T·D·杰克斯牧师（得州超级大教会ThePotter‘sHouse的主任牧师，曾经主持过有超过10万人参加的超级家庭聚会）已经开始运用他们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关注对抗艾滋病、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减免以及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也有很多自称是“进步派新福音教徒”的人主动帮助没有信仰的穷人、呼吁政府降低预算，努力消除正逐渐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性。更有很多地方性教会例如我所在的教会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开始提供免费的幼儿园服务，在教会里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还有帮助有前科的人重新开始人生的计划。

所有这些都还是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尝试性的合作，要想深入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对于新福音基督教徒来说，最困难也是最紧要的一步就是认识到，我们制定的社会规则不仅帮助我们保持现有的民主制度，还保护着我们进行一切宗教活动，因此美国不仅躲过了正在全球蔓延的宗教纷争，同时各种宗教机构还在不断新生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宗教的理由去约束这种灵活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规则体系。更何况还要考虑到美国人口构成的多样化，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面临着宗派主义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要大，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我们也是佛教徒的国家，也是印度教徒的国家，是犹太教徒的国家，当然也是无神论者的国家。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需要的是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将他们关心的事情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而不仅仅是局限在对信仰的认识和服从上。这就要求他们提出的要求必须经得起争论的考验，同时在需要的情况下也能被修订。例如我出于宗教的原因反对堕胎，同时我希望能通过一条法律禁止堕胎，我不能仅仅说这是因为《圣经》上这么要求或者堕胎违反了上帝的意愿，如果我希望别人听我的想法，我必须解释为什么堕胎这种行为违反了众人的原则，不仅包括基督徒的原则，还包括那些完全没有信仰的人的原则。

对于很多相信《圣经》绝对没有错误的新福音教徒来说，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了物质的、世俗的世界正怎样对神圣的、属灵的世界进行暴政统治，但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我们的人口构成越来越复杂，我们的文化背景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别无选择。其实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看，信仰和推理并没有不同，都是一个通过不同渠道寻找真理的过程。

《圣经》中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是一个简单却有力的例子，《圣经》中讲述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要求他将自己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在指定的山上烧死，作为献给上帝的幡祭。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争论，带着儿子来到那座山上，他把孩子的眼睛蒙住绑在祭坛上，正要拿起刀子的时候一个天使出现了。当然，所有人都高兴故事的结局是好的，因为上帝相信了亚伯拉罕对他的爱超过一切，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的关于忠诚的考验，从此之后他成为忠诚的象征，他的忠诚也使无数后代获得上帝慷慨的回报。今天我们一定会说，在21世纪如果任何人看到现代的“亚伯拉罕”在公寓阳台上或者在自家屋顶上对这孩子举起刀子，我们一定会打电话叫警察，哪怕是刀子架在孩子的脖子上了，在最后一分钟我们还是会尽力将他扭下来。我们会让“家庭和孩童中心”这样的机构将“以撒”带走，然后警方会以“一级谋杀”、“虐待儿童”等罪名起诉“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天使或者上帝显灵，我们没有看到当时亚伯拉罕看到的东西，我们没有听到当时亚伯拉罕听到的上帝的说话，尽管很多人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来处理问题，那就是个人和社区普遍相信的安全准则。

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我试图瓦解自己的信仰根基，有一些东西我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努力才能获得回报的准则、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残酷无情作战、爱和仁慈的价值还有人性的尊严。所有这些东西在两年前的一天全部涌进我心里，那时我飞往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这里曾经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方，是一座充满恐惧、刁难和死亡的城市，它的绰号是“爆炸城”。我的日程是在当地的民权运动中心发表一次演讲，在中心的正对面是第十六大街浸礼教堂，1963年在这个教堂发生过一次恐怖爆炸，当一个白人激进分子将炸弹扔进教堂的主日学课堂时，4个女孩死亡，还有更多的人终身残疾。演讲开始之前我来到教堂，一个年轻的牧师和几个执事引导我参观，他们带我看墙壁上留下的爆炸的痕迹，教堂的大钟永远停留在10时22分，4个小女孩的画像就在旁边。参观完之后，牧师、执事们和我手拉手作祷告，结束后他们把我独自留在一张长椅上，我试图收拾暴乱的、沸腾的思绪。这40多年来，那4对可怜的父母是如何度过的，随时他们都会想到自己可爱的女儿被炸弹撕成碎片，她们的尸体都完全没有办法辨认，其中一个孩子是靠一根手指上的戒指才确认身份的，可是他们曾经都是那么鲜活、可爱的孩子，就像今天你我的孩子一样。父母们如何能忍受这样残酷的痛击，除非他们知道，凶手这么做的背后有必需的理由，必须为这样无法衡量的损失找到意义所在。这些父母一定看到全国人在为他们的孩子默哀，一定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安慰信，一定在电视上看到约翰逊总统宣布改变的时刻注定要到来，一定见证了参议院在1964年终于通过《民权法案》。朋友或者陌生人都会劝说，他们的孩子没有白白死去，他们的死唤醒了国家的良知，解放了无数人，那枚炸弹炸毁了一座大坝，公义和正直流出来汇聚成大河。但是这一切足以安慰那4对伤透心的父母吗？除非相信他们的孩子去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否则如何能克服那种让人疯狂的痛苦和折磨一生的愤怒？

我的思绪突然转到了母亲临终的时刻，癌症已经在她全身蔓延，医生不再抱有希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向我坦白，说自己还没有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让她吃惊，她依然留恋这个物质的世界，可是这个她所爱的世界突然背叛了他。尽管她勇敢地抗争，用优雅的风度和幽默忍受着疼痛和化学治疗的痛苦，一直到最后。但是不止一次，我在她眼睛里看到恐惧闪过。那不是对疼痛的恐惧，而是对未知未来的恐惧，我知道那是死亡的孤独感让她害怕，我想她一定是害怕在最后一段旅途上没有人能陪伴她。

离开教堂，作完演讲，直到回到芝加哥的家里，我的心里还充斥着这些思绪，坐在餐桌边看着玛利娅和萨莎笑着打闹直到妈妈把她们赶进浴室里。在厨房里独自洗碗的时候，想象到两个孩子今后长大的样子，我心中感到一阵痛楚，那是所有的父母偶尔都会感觉到的痛楚。我们都希望捕捉孩子的每一刻，永远保存在现在，保存住她们的每一个姿势，保存住她们的每一张笑脸，保存着她们的每一圈卷发还有她们的手指勾着我的手指的感觉。我回想起有一次萨莎问我关于死亡的问题，她用实事求是的口气说：“爸爸，我不想死。”我说：“在你担心这个之前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个答案似乎让她满意了，但是我自己在想是否应该告诉她真相呢？那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灵魂到底会居住在哪里？

洗完碗上楼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在某一个地方遇到在那次爆炸中死去的4个小女孩，不管用什么方式她们能互相拥抱，不管以什么方式，她们都能找到灵魂上的快乐。

那个晚上在给两个女儿塞被子的时候，我有了一种身在天堂的感觉。